（綜合中央社、自由時報等2家媒體報導）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7月1日正式實施，其域外適用條款引發台灣民間團體及政府官員強烈反彈。多個民間團體今日舉行記者會，現場撕毀印有該法名稱的紅底金字紙張表達抗議。
民間司改會常務執行委員張靜如指出，該法第21條將「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列為國家工作目標，單方面為台灣人設定身分認同；第63條則規定，只要被認定破壞「民族團結」，即可對境外組織或個人究責。她呼籲政府應盡速建立法制化的「難民庇護制度」，而非僅採個案式專案救援，讓台灣成為真正的人權避風港[5]。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秘書長龔欽龍則建議，政府應設立跨部門的高階協調機制，統籌應對相關跨地域的法律或安全事件[5]。台灣人權促進會資深研究員施逸翔則對部分藍營立委此前表示不應對該法持預設立場的言論予以譴責，認為該法在民族團結概念界定上仍有模糊空間[5]。
總統府諮詢委員林志潔批評，該法不僅條文定義模糊，更首度將「跨境鎮壓」實質入法，恐衝擊我國民主法治及赴外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3][2]。她坦言現行法律修法難度高，呼籲政府應從兩方向主動反制[3]。國安會諮委林志潔也指出，中共近20年來的法律戰是「打著民主反民主、利用法治反法治」[3]。
中共中央黨校的民族學者則表示，該法標誌北京施政重心已從處理具體民族事務轉向民族同化，旨在對抗西方意識形態[1]。
（新增中央社、自由時報、聯合報等8家媒體報導）
立法院朝野今日達成共識，將民進黨團譴責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公決案逕付二讀，交付黨團協商，由民進黨團負責召集。該案本月3日首度提出時，曾遭藍白黨團以人數優勢封殺[10][6]。
全球54個海外社群與公民組織在「香港監察」主導下發表連署信，籲各國政府表態中國國內法不具域外效力[5][4]。37個跨族裔人權組織另發布聯合聲明，提出5點訴求，包括要求各國對相關中共官員實施馬格尼茨基式制裁、終止與中國及香港的引渡條約與司法互助協定，並明確承認台灣等民族的自決權[3]。
台灣人權團體、在台藏人與港人社團今日亦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齊聲譴責該法。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秘書長札西慈仁指出，流亡藏人洛嘎．讓贊（Loga Rangzen）日前已在聯合國總部外自焚抗議[1]。民間司改會張靜如律師分析，中共可能藉第21條將台灣人硬拉入第10條的「維護統一」義務，再以第63條追究「破壞民族團結」責任[1]。
（新增中央社、自由時報、ETtoday新聞雲等10家媒體報導）
美國聖湯瑪斯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葉耀元建議，台灣應效法美國參議員14日提出的「停止跨境鎮壓法案」，設立專法或通過「境外代理人法」反制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但他坦言，在立院多數在野黨不願得罪中共的情況下，要通過直接反制法律「困難重重」[11]。
台北地院國安專庭法官許凱傑在華府受訪時呼籲，台美執法單位應共同成立跨境鎮壓工作小組，分享案例及因應策略；台灣政府也應強化即時跨境鎮壓通報平台，並建立認證查核機制以免遭濫用。他並指出，現行《反滲透法》第6條不足以應對新型態犯罪，若國家指示個人從事普通傷害或騷擾，只能回歸一般刑法處理[9]。
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表示，該法將使兩岸交流活動恐都得符合「民族團結」，增添不確定性及政治風險，交流可能淪為統戰化甚至「強制統一」的工具[8][7]。
中興大學教授譚偉恩指出，該法效果不在於執行，而在於創造寒蟬效應——讓海外反習、反共人士開始自我審查言論與行為時，實際效應已產生[6]。東海大學助理教授劉明浩建議，政府應建立風險分級、資訊揭露與法律諮詢機制，避免一般經貿、學術交流受到不必要排擠[4]。
暨南大學教授張春炎形容該法為「帶有恐嚇性質的情書」，以民族為外衣強制促統，企圖改變民主世界的言論自由[2]。
葉耀元分析，從香港國安法經驗來看，美國現階段不會針對此法有特別作為，尤其今年9月習近平若訪美，美方更不可能強烈評論；但若真有美國媒體或公民因此法遭中國偵辦，美方就可能採取更強烈反制措施[3]。
（新增自由時報、TVBS新聞、中時電子報等5家媒體報導）
旅美學者葉耀元在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座談會上分析，今年是台灣選舉年，中國此時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反而是讓台派撿到一把槍」，過往經驗顯示對台壓力過剩會造成台灣人民反動，反映在選票上，如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蔡英文獲得817萬票[4][3]。他認為短時間內該法不會對台灣人產生直接傷害，但法律已定在那裡，非觀光或非商業行為仍可能面臨風險[4]。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15日受訪表示，中國許多法律不符民主法治標準，不樂見台灣人民權益因此受損，相信其他國家也會陸續表態。對於美國參議員提出「停止跨境鎮壓法案」，他未明確回應民眾黨是否跟進立法倡議，僅強調現階段目標是「把該做的事情認真做好」[1]。
暨南大學教授張春炎投書指出，該法最危險之處在於企圖改變民主世界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製造寒蟬效應，讓每個人心中住進一個「小書記」。他建議台灣建立「預防、保護、反制」三層次的民主韌性傳播政策，包括常態性監測機制、記者安全保護機制，以及強化媒體素養教育[2]。
本事件已沉寂，相關脈絡見「相關事件」